为什么当代青年人依然爱算命 | 人类学家告诉你答案

发布时间:2019/05/26 00:00      浏览:75
作者:邢婷婷 潘天舒
来源:质化研究

摘要


本文试图检视的问题是在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语境当中, 包括各种占卜术在内的多元信仰实践在中国城市青年人当中悄然兴起的原因。通过研究发现:首先, 焦虑的个体是占卜需求产生的社会性因素, 日常生活的日益多元化、时间效率化、生存秩序原子化都给当代青年人制造了情绪上的焦虑;其次, 多元信仰成为当代青年应对和缓解情绪的新手段, 它为每个原子化生存的个体提供非制度性的意义体系、为自身当下的处境和行动提供意义的解释和文化的支持;再次, 多元信仰实践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人的精神状况提供了新的路径, 它不以宗教秩序内的权威话语作为指导, 而是根据当下的境遇选择最符合自身需求的信仰方式, 它可以提供“个体意义支持”但无法成为“社会价值规范”。


关键词


青年;多元信仰实践;非制度性意义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常理”进行推断, 从小接受正规教育并且具备相当科学素养的青年人群体不会走向、甚至应该是排斥这些算命术。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当代青年接受的是科学与无神论教育, 这些不能用科学知识解释的行为理应在青年人当中难以找到立锥之地的。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接触信仰的时候更偏重于哲学层面的诠释, 而偏向于“怪力乱神”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老百姓。所以, 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就显得必要了。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当今年轻人为什么会去算命。即:为什么“现代的”青年人会选择“迷信”的占卜术?为什么这种长期以来被主流价值观视为“旁门左道”的信仰形式会在当代的中国青年当中流行起来?


这里需要进行说明的是, 占星术、塔罗、八字等多个占卜术都系统阐述过自身不是算命, 而是用一套结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事物进行某种解释。这里为了行文方便, 能够让读者尽快了解研究的问题, 暂且使用了“算命”这种表述方式。至于占卜术与算命的关系、为什么在人们眼里这就是算命, 则不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二、文献述评


对于青年人为什么会接近各种占卜术,  (1) 到目前为止, 主要有“文化资源论”和“经验中心论”两种解释。 (2)


“文化资源论 (cultural source theory) ”的核心观点是, 超自然的经验与科学伦理相背离, 在科学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不会主动接触占卜, 更不会通过占卜术来解决问题, 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少有这方面的偏好和经验。 (3) 占卜术为处于经济和社会劣势地位的人提供意义支持和社会关系网络, 例如少数民族、穷人、女性等。 (4) 在他们看来, 虽然青年人暂不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 他们并不需要通过这种途径来获得精神或现实的支持。 (5) 如果青年人相信占卜, 原因不在于他们是青年, 而在于他们是社会边缘群体中的青年。在这一解释框架中, 科学技术既代表了主流话语, 参与塑造了青年人的价值观;又是一种现实工具, 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经验中心论 (experience-centered approach) ”批评文化资源论对个体的紧张、焦虑、沮丧等消极情绪的忽视, 它认为应该以个体的体验为落脚点, 若要了解青年人对待占卜的态度和行为应从个体的经验入手, 以此来替代“文化-心理”的解释路径, 这与科学主义的教育并无直接关联。 (6) 青年人对占卜术的需求, 主要是用以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 而不是提供支持;出发点是个体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而不是结构性的社会弱势地位。有人从占卜与人格关系出发展开讨论, 发现至少在大学, 各种与占卜有关的信仰和行为并未成为科学与技术的对立面, 二者之间是并行的关系。 (7) 这两条解释路径都讨论了行为背后的动机, 论辩的焦点主要在于动机究竟来自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还是个体—心理因素。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青年人生活世界中所存在的这一动向尚未给予太多关注, 现有的讨论还难以归入上述两个解释框架, 只是在研究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信仰状况时对算命、占卜等问题略有涉及。从总体上来讲, 这些研究对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状况得出的判断可以归纳为:信仰匮乏、文化生活庸俗、价值取向功利化、缺乏社会责任感, 把任何信仰都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 对价值持否定、解构、怀疑的态度。 (8) (9) 在处理宗教信仰的问题时, 当代青年人的宗教观念不清晰, 对于宗教有种盲从心态, 常表现为热衷于与宗教相关的节日活动、饮食、商品, 甚至迷信, 而对于宗教教义、宗教典籍、宗教戒律都不甚了解, 缺乏虔诚的态度。 (10) 沉迷于星座、面相、血型、属相, 是因为他们精神空虚、缺乏寄托、缺乏辨别能力。究其原因, 基本上归结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形成的失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等。


毋庸置疑,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青年人普遍的精神状况提供了总体性的材料, 有力推进了青年人精神生活和信仰状况的讨论。但是, 上述结论能否对问题做出有效解释, 尚有待商榷。这些讨论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 大部分研究都缺乏实证材料的有力支撑。就目前所能够查询到的文献来看, 针对关键性问题的论述基本上都是质性判断, 而少数的经验研究收集材料的方法均停留在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层面, 既没有大规模数据的支持, 也缺乏深入细致的田野观察。其次,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现有研究都将信仰作为一个完整、紧密的结构来看待, 从教义、典籍、戒律、虔诚等条条框框“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行为, 得出的结论就当代青年的信仰行为和方式都是不严肃的、表面化的、盲从的, 属于知行分离的小资情调而不是精进坚韧的宗教戒律遵循。 (11) 这种分析方式的问题在于, 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信仰结构不是实体论的, 而是关系论的,  (12) 如果从典籍、仪式的维度出发来衡量中国人的信仰, 恰恰绕过了问题的要害。 (13) 


笔者认为:要理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应该从个体性、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层面的主观体验出发, 而不是从建立在实质论或者功能论基础上的各种分类体系出发。解释当代青年人的精神生活、理解占卜之术为什么为在他们中间得以流传, 也应该以此为指导原则和出发点。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出发, 聚焦于存在于当前日常生活中的占卜行为, 通过观察实践过程, 来分析青年人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接触和选择占卜术的动机, 并进一步讨论这种被视为“旁门左道”的信仰形式在青年人当中流行起来的原因。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主要采用了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法, 具体包括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的实施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运用快速研究法 (Rapid Research Method)  (14) 勾勒出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各种占卜术的大致情况, 对访谈提纲进行了效度检验和修正。


第二阶段主要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进行资料收集。以开放式访谈为主, 结构式访谈为辅, 在访谈中鼓励访谈对象将自己的故事叙述完整, 将占卜行为嵌入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进行理解, 这样更有利于解释行为动机和心态。此外, 鉴于本研究的性质决定了有些问题无法通过访谈获取答案, 或者被访者给出的答案并非真实动机, 笔者还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访谈材料进行了验证和补充, 对部分访谈对象进行了多次深度访问。


田野调查的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去算过命的, 即在实际中尝试过用占卜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青年人, 这个群体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另一类是专职或兼职从事占卜活动的人 (下文中称为占卜师) , 他们运用占卜的方法帮助别人解释疑惑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笔者尝试通过这个群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探讨青年人算命的原因。


四、焦虑的个体:占卜需求产生的社会性因素


(一) 直接动机:源于现实的困惑


尽管不同的人最初接触到各种占卜术的途径不同, 但最大的共性是他们求助于占卜术的直接动机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涉及感情生活、亲密关系、职业发展、瓶颈突破、亲子关系、迁徙/定居、住房、生育、深造、财产等问题,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问题为导向的, 目的是要通过占卜寻一个答案, 这类问题的关键词是“怎么办”。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 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利弊得失衡量不清楚、个体的感受和外界的期待发生冲突, 这常常会给青年人带来困惑:两个选择摆面前, 各有利弊, 难以取舍;我要追求梦想、家人劝我脚踏实地, 我该怎么办?我正在做一项对我而言意义重大的事情, 我能成功吗?这一类问题常常通过塔罗 (15) 或者梅花易数 (16) 来解决, 这两种占卜术都是主要用来“问事”, 即预测某一具体事件的结果。


一类是以诠释为导向的, 是想通过占卜术讨个说法, 这类问题的关键词是“怎么回事”。长期状态不佳, 又苦于找不到出路;面对新的情况, 缺乏应对经验, 被压抑、无助的情绪困扰, 就像一团迷雾。这一类问题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前一类, 具体呈现为: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却不行;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差;这么糟糕的状况,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占星术 (17)  (也称星相学、星盘占卜) 、八字排盘 (18) 在这里用得比较多, 主要用来“看运”, 即对一个人运势、格局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来分析个性特征和命运走势。


青年人的这些困扰和迷惑是当前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在个体情绪和精神状态上的投射。近三十年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成功崛起的政治和经济大国, 全社会都在经历一场改革开放以来由经济转型和流动分层所驱动的巨变:日趋多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认同模式, 一方面给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也让青年人在高度现代性 (high modernity) 的情境下产生前所未有的“存在性焦虑”。 (19) 


 (二) 多元化造成的选择困境


青年人是思维最活跃、最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个群体, 青年时期也是人生各阶段中面临选择最多的一个时期。曾经有些年, 人们最大的烦恼来自于没得选;现在选择多了起来, “怎么选”, 同样也会带来困扰。


女孩Y,告诉笔者:


我研究生毕业那会儿, 回去 (老家) 还是留下 (上海) , 非常纠结, 各有各的好, 回到家里生活上会比较轻松, 毕竟家人都在, 自己压力不会太大。现在我进了一个大型国有单位, 各方面条件算好了。但是上海视野开阔、机会多, 在上海待了七年时间, 很多想法都变了。上海就是累;但是老家的日子一眼望穿, 又很绝望。我被折磨得不行, 就去算塔罗了。


当笔者追问她, 怎么不和身边的人商量商量, 她进一步阐述:


不是没和人商量, 家里人肯定希望你回去, 女孩子, 离家越近越好, 照顾起来方便;但是自己的同学、朋友都在这里, 大部分都选择留下, 他们当然也都建议留下。


另一个女孩T, 希望塔罗牌能够帮助她解决感情上的困扰。她被两个男生同时追求, 周围的人给她的建议泾渭分明:长辈都建议她选择年纪更大点的, 成熟稳重、懂得照顾人、知道疼老婆;同龄的朋友建议她选择自己更喜欢的那位, 快三十岁了还能遇到两情相悦的人, 要是不抓住都对不起自己。


我如果接受了一个, 是不是对另外一个不公平?在两个男人当中徘徊, 是不是不道德?连我妈都来问我是不是脚踏两只船。去算塔罗的时候,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希望有人完全站在我的角度, 不要掺杂自己的私心杂念, 平心静气和我聊一聊。


在选择多样化, 评价标准又多元的情况下, 似乎什么都可以接纳、什么都可以包容, 那么, 个人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吗?并非如此。人们仍然需要面对来自于主流价值观的审视和评判。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能选, 它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无论怎么选择都会遭受质疑。


H工作出色, 有生活情趣, 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 成了大众眼中标准的“剩女”。她有过两次占卜的经历, 一次是在北京算塔罗, 一次是在上海测八字。


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说你当心这辈子嫁不出去了;那个说女人生来不是为了取悦男人的, 没必要委屈自己屈就男人。我渴望异性的爱情, 但是又挺无可奈何的, 难道我就这个命?我在北京算塔罗, 几张牌一出来, 塔罗师就说, 你现在不结婚才好呢, 都是些烂桃花。后来被家里人催啊催, 烦得不行, 又去算过一次八字, 说我“伤官”大运, 结了也得离。


所以, “多元化”到底造就了什么?一方面, 社会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大大丰富, 可供选择的对象多了起来;另一方面, 对于个人选择的评价标准也日渐多元化, 好与坏的标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 人们的认识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集中而单一。与此同时, 社会上仍然保有一种主流而强大的价值观, 而多元化又造就了针锋相对、态度坚决的反对声音。每一个个体夹杂在当中, 无所适从。


(三) 时间效率化造成的焦虑情绪


飞速发展造成的直接后果, 就是时间效率化, 人们要用单位时间的产出来衡量这段时间是否有意义。时间效率化的第一个后果, 就是在观念上认同又快又好, 以快为先。“慢”成为“跟不上趟”的同义词, 慢步调意味着低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不道德。这种社会心态氛围给青年人的观念和行为框定了一个“理想模型”, 时时比对、时时鞭策, 希望自己不要落下。


C君是个慢性子, 喜欢做些“无聊的小事”, 同学们毕业之后百舸争流的发展态势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这个时代一直强调“快”, 但我就是快不起来。眼看着别人都风生水起的, 自己开始感到自卑。这样子对不对、正常不正常, 也不知道该去问谁, 如果一直这样慢悠悠晃下去, 万一到最后真的不如人, 咋办?小时候我外婆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命”, 那我就去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命。


时间效率化的第二个后果是, 人们会形成一种认识:变化是常态、是必然会发生的, 没有变化是不正常的。“稳定”的社会性含义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压倒性优势, 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无趣、呆板、胆小而缺乏冒险精神, 不具备应变能力。


R今年33岁, 高考顺利考入某985高校, 本科毕业后直升研究生, 硕士毕业留校从事行政工作, 她不适应行政事务的琐碎繁杂, 又考取了在职博士, 毕业后顺利转入实验科研岗。生活上, 丈夫是她同院师兄, 读书时恋爱, 毕业后在家长的支持下结婚、买房、生孩子, 少有波折。按常理来讲她应该对生活高度满意, 但她却说:


大家都说“玩的就是心跳”, 我什么都没有尝试过、日子就是机械重复。我同学说我是“出土文物”, 好像真的是这样。“知乎”上看到一句话, 想知道五年后自己的样子, 就看看你现在的老板或者身边比你大5岁的同事, 我一下子就特别心慌。都说做学问心要静, 但我有时候搞不清楚, 这种状态究竟是心无旁骛还是闭门造车。我在BBS上遇到的占星师帮我看了星盘。我就问她, 我一直过这种特别稳定的生活, 万一发生什么变故, 会不会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


如今的青年一代, 正是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他们从小就被灌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 “追、比、赶、超”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进入社会之后, “凡事要趁早”, 成为广大青年的座右铭, 在一定的单位时间内要做到尽可能多的产出。要做到高效产出, 就需要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 让自己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专业技能、管理知识、市场知识、外语什么都要懂。“慢工出细活”、“稳定压倒一切”等观念被时间效率化改变, 青年人需要通过不断的获得来肯定自己。当获得的过程较为缓慢时, 心里马上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 成为长期焦虑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 青年人通过算命所获得的支持是从一城一地的得失当中跳出来, 能够站在“命运”的角度获得全局观, 对自己的“慢”、“稳定”重新定义, 希望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缓释时间效率化所造成的种种焦虑。


(四) 生存秩序原子化造成的归属感迷失


有研究者用“双重脱嵌”导致的原子化生存秩序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20) 在研究中发现, 在接受了高等教育、谋得了正规职业的青年人当中, 这样一种描述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所谓“原子化”, 是指由于社会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造成的个体脱嵌、无序互动的状态, 这给个体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际疏离、归属感缺失, 也可能造成规范解体、社会失范的后果。


这一代青年人大都在20岁之前就有了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经历, 在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之前可能长期处于不同生活地点转换之中, 高度的流动性给他们归属感的建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在新的环境中, 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 也可能是由于不同区域地方性文化的差异, 他们的观念、认识会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几年学习生活下来, 他们在归属感上可能不再完全认同家乡, 但是家乡的痕迹又使得他们不能完全融入新的环境。


前文提到过的因为毕业后去哪里而纠结的女孩Y, 她在回家和留沪之间徘徊的时候, 这种归属感的迷失就体现了出来:


老家一大家子人都在这里, 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我舅舅还没退休, 还能帮我安排现在的工作, 轻松舒服没得说, 又有社会地位。在上海待久了, 回老家也费劲, 老家人没有距离感、没隐私, 过分关心给人的压力好大。


第二次占卜经历是在回老家工作、福利性集资建房失利之后。她父亲一方面自责自己没有能力帮她找关系, 一方面埋怨女儿平时没有积极打通人脉、关键时刻没人帮忙, “在上海念书念傻了”。当她向家人解释, 抽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后门”的时候, 家里人的反应是“怎么可能?那是你不知道”。母亲则更多地是感叹女儿运气不好, “早知道不要读研究生了, 早点工作, 家里亲戚还能早点用得上”。


在上海就是辛苦, 好好干, 就有机会;家里什么都要靠关系, 甚至都没人相信不靠关系也能办事……占星姐姐跟我说, 你的星盘第四宫是空的,  (21) 田宅这方面确实要淡定, 别人抽中没抽中, 跟你没关系, 你急也急不来。哎, 我一下子轻松好多。


青年人在外的求学经历使他们再难以适应“小地方”、“熟人社会”、“办事靠关系”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家乡的生活往往意味着慢节奏、没活力、没隐私、缺乏公平感, 对于他们来讲这些都应该淘汰掉。但是他们求学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高昂的生活成本、日益紧缩的准入资格, 都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无形的屏障, 即便他们在大城市落地生根, 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摆脱故乡价值观念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此同时, 他们在本地文化的融入过程中又会面临新一轮的磨合与挑战。“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住的北上广”, 既是地点选择的困惑, 也是归属感的迷失。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占卜术所获得的可能是“换个角度看问题”, 化解眼前的迷障;也可能是“另辟蹊径, 再指一条明路”。


五、非制度性的意义体系:占卜术在青年人


当中的现实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 经验中心论的解释框架非常有力:青年人接近各种占卜术的原因, 确实是与个体经验直接相关的, 个人借助它来缓解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紧张、焦虑、沮丧等情绪。如果接着问下去:它是如何缓解青年人的种种消极情绪的?那么上述框架的解释力有所不及。


近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 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 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意义体系: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导致认同的一致性降低;由分秒必争引起的焦虑, 进一步引发孤独感和无助感;从身体的流动, 到归属感的悬浮……这些都使得个体缺乏一个有效的解释, 来给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无法从原有的制度化的意义体系中找到支撑自己行为或者选择的说法, 便从非制度化、边缘化的解释形式中汲取意义支持。占卜术所提供的, 主要是对青年人遇到的境况、做出的选择、面对的困难提供解释, 再进一步说就是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支持。但是, 这种意义不是完整的, 它具有碎片化的特征, 它注重解决个体的困难的有效性;不问来路, 只要有用就好, 能够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以外另辟蹊径、找到新的解释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它是碎片化的, 因而只能够满足个体的意义解释而无法提供社会性的价值规范。综上, 可以将其称之为非制度性的意义体系。


(一) “做法正确”胜于“思想正确”


在这里不妨借用哈佛人类学者屈顺天 (James Watson) 的“做法正确”和“思想正确”的二元区分说法来作为本节的标题。在田野研究中发现, 在犹太文化区生活的教徒, 就相当拘泥于文本说教, 在日常饮食和婚姻选择中扼守教规, 强调“正确的认识” (即orthodoxy) 对人生的意义。而在儒教文化区, 孔孟之道的说教固然重要, 目不识丁的百姓在日常的婚丧嫁娶等社会实践中, 更多的是遵循一套叫做orthopraxy的所谓“正确的做法”如口头流传的规矩和习惯, 而不是用那种学究式的引经据典来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南。 (22) 笔者在对西方社会新时代运动 (23) 中的宗教现象进行观察之后, 也发现当代人们的信仰实践已经不以宗教秩序内的权威话语作为指导, 而是根据自身所面对的境遇, 选择最符合自身需求的信仰方式。 (24) 


受到主流意识和官方认可的宗教体系双重排斥的各种占卜术, 尽管各自都是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 但是对于去求星盘、问八字的人而言, 他们并非与先知建立信仰关系, 进而寻求支持;而是反过来从问题出发, 本着实际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换句话说, 青年人对占卜术并不是从“信”出发, 而是从“用”出发, 它以解决每个个体的具体问题为导向, 更侧重于个性化的实践和经验。如一位塔罗师所说:


有些人来预约的时候, 怎么做心里都已经有数了, 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寻找支持, 告诉他这么想、这么做事有道理的, 行了, 你去做吧。


有些人处在焦虑当中, 对自己的需求并不是很明确, 在将自己的负面情绪释放出来的同时, 为自己的行动求得意义支持, “为之正名”。在一位北京小有名气的塔罗师承认这是一个承载着巨大的负能量的职业, 没有问题的人是不会来找她的, 奔着她来的人基本上是其他办法都试过了, 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情况。她能将背负这么多负能量的工作做下来, 是因为:


当我年轻盲目而迷失的时候, 假如有个温柔的声音告诉我, It’s OK,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那该有多么好!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 占卜术的实践意义还有一层, 就是帮助人们接受残缺和不如意。如前文已经提到的, 这个东西你没有, 别人有并不是从你这里剥夺的, 和你没有关系。这种人有我无的残缺用其他逻辑所给出的解释皆无法有效说服当事人的时候, “命运使然”可以部分地将他们从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占卜术究竟是什么, 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上海一位专职从业八年的占星师在自己的微博中写到:


有时候我觉得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告诉别人, 这些事, 你会有, 别着急;那些事, 你没有, 不可惜。无非是借助了命理这个工具罢了。


所以, 较之于制度化的信仰, 占卜术为青年人提供的更多的是意义支持和精神慰藉, 它没有固定的议程和仪式, 也没有事先便长久存在的宗教传统, 求助于它的人不必成为它的信徒, 更不必将维护它的传统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条。 (25) 在一套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当中, 不同的个体、不同的问题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和解决建议, 更多地具有私人性的特征和个性化的色彩, 因而易于在青年人当中流行起来。


(二) “为我所用”胜于“来源正统”


伍斯诺在研究美国社会的超常信仰时, 发现信仰方式的选择与个体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年纪大、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相信占星术;年纪轻,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相信塔罗。 (26) 笔者的田野观察并没有印证上述观点, 青年人对待各种占卜术的态度更多地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精神。


笔者在田野中明确观察过的占卜术有至少四种:八字、占星术、塔罗、梅花易术, 还零星听到过面相术和测字术。从发源地来看, 这当中八字和梅花易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占星术和塔罗都是舶来品;从占卜术的属性来看, 前文已经提到过, 八字和占星术用来看运, 塔罗和梅花易术用来问事。我们就从这些形式出发来看, 这种“拿来主义”的心态非常擅长从各种文化信仰形式当中汲取养料。


当代青年处于一个时空脱域、信息高速流通的社会环境当中, 他们能够很方便地接触到主流文化以外的各种文化资源,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他们认为可以借鉴任何适合自身身心发展的信仰方式, 用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体验。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是正统, 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


现在很多占卜师都是多种方式同时学习, 例如占星术和八字基本上是同步学习的, 只是在实践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些以占星术为主、八字为辅, 有些则相反, 这两种占卜术有异曲同工之妙, 它们对问题的解释往往是相通的, 只是呈现方式不同而已。


八字是黑盒子, 并不关心内部构造和原理, 只关心有什么功能及如何使用, 它直接输出结果, 呈现格局;星盘是白盒子, 可以具体细致反映大时特征, 以及人的内部心理/事件结构。


另一位长期研究八字, 近来转向占星研究的占卜师在谈到各种占卜术的源流时, 表达了更进一步的意思。


不管是西洋的还是本土的, 认识问题的方式是有共性的, 我们不用把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人看得多么特殊。有些东西, 沿袭的时间长了, 沉淀下来的, 肯定适用面会广很多。搞这些东西时间长了, 你就发现有些问题古今中外可以打通, 就像手术室的无影灯, 很多个光源向着一个方向投射, 清楚得很。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当人们向占卜术靠近的时候, 就是将来自于不同文化中的各种因子重新进行组合, “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由此获得精神内聚力, 以适应这个令人焦虑紧张的时代。


 (三) 提供“个体意义支持”但无法成为“社会价值规范”


长久以来, 占卜术在各种文化当中都受到主流文化和制度性宗教体系双重排斥, 它没有提供过一个完整的意义体系, 加之玄学特征, 一般被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时至今日, 它在实践中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解决当下问题的手段、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孤苦无援的心理、安抚了焦虑的情绪。但是这些都是针对个体而言的, 从社会层面来看, 它无法提供价值规范, 这也是它的非制度性的重要表现。


这一点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有较为强烈的感受, 笔者接触到的占星师、塔罗师或多或少都提到一点:面对不同的咨询者, 他们很难给出一个趋于统一的回答, 因为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处境不一样、问题的出路也可能是不同的。一位男性塔罗师说:


即便同样是第三者的问题, 牌面上显示出来的出路都不一样, 有些人坚持下去会有结果, 有些人就没有。我一般都会先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告诉对方, 做小三不道德, 你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但这是我个人的行为, 和牌上显示的是两码事。


能够成为社会价值规范的话语体系, 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行动的准绳: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道德的, 什么是不道德的。全社会的大部分成员能够在这种价值规范之下选择自己的行动: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但是占卜术显然不是这样, 它侧重于强调个人精神的追求,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提供文化的解释, 而不是像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传统的宗教那样告诫人们应该如何去生活。在这样一种非制度性的意义体系当中, 人们聚焦和寻求解决的问题都具有极大的个体化特征, 要达成一致的解决途径和解释方式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所以, 从形式上来讲, 它表现出极强的私人性特征, 面向的是“个体”而非整个“社会”。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问题是,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还会去算命。通过研究可以发现, 占卜术之所以在当下青年人当中悄然兴起, 是因为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物质财富的积累使得社会能够提供给个体的流动机会增多、能够满足个体需求的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随着社会包容性增大、财富的扩张、信息的低成本扩散、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人们要向时间要效率, 快速高效的理念不断鞭策青年一代。社会流动性增强, 观念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融合壁垒完全消失。这样以来, 青年人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个体性的焦虑情绪, 而现有的意义体系并不能完全化解这种焦虑, 于是, 他们试图以个人的方式寻找新的途径来实现对个体生活境遇的理解, 求助于占卜术便是新途径当中的一种。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 笔者还想对两个问题做简略讨论。


第一, 占卜术能否称之为“信仰”。笔者在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 中国人的信仰结构是关系论, 而非实体论, 因而, 能否称之为信仰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它确实在某些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 为当代青年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意义阐释。这一代青年人解决需求的途径具有了多源性特征。他们更加善于从自身的问题出发, 通过信息的收集, 来寻找合适的解决方式, “不问过往”、“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向使得他们在对待占卜术时, 更看重它的实用性。青年人通过占卜术想要寻找的, 并不是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而是寻找一个途径, 对当下的处境和行为进行解释, 因此它无疑是多元信仰的一种实践形式。


第二, 占卜术能否上升为制度化的意义体系。占卜术一直受到主流话语体系和宗教信仰的双重排斥, 尤其是它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特征与科学精神相左。与之相比, 科学的话语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提供完整的意义体系的重任, 将来依然如此, 符合科学逻辑的解释仍将掌握主流话语体系。在当下的社会中, 占卜术既不能也不会冲击主流话语, 它是在个体层面、主流话语覆盖乏力的地方提供碎片化的意义支持。所以这样一种意义的提供, 更多地是针对每一个个体, 以应对当前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注释:


1. 在西方文献中, 占卜的话题常放置在“超常信仰 (paranormal beliefs) ”的框架下展开讨论。这一概念在英文文献中被广泛使用, 虽然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概念, 但学者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超常信仰是超出主流科学解释范围的、又不属于任何一种宗教体系的信仰现象, 它包括灵媒、灵修、占星术、超自然现象 (supernatural) 等 (Greeley, 1975;Gary, 1991;Fox, 1992;Mears&Ellison, 2000;Goode, 2000a;Stark, 2001) 。


2.McC lenon James, Chinese and American Anomalous Experiences:The Role of Religiosity, Sociological Analysis, 1990, 51:153-167. 


3.Finucane, R.C., Appearances of the Dead, A Cultural History of Ghosts.Buffalo, NY:Prometheus.1984, P.126. 


4.Greeley, A.M., Sociology of the Paranormal:A Reconnaissance.Beverly Hills, CA:Sage..1975, P.276.     


5. Williams, R.N., C.B.Taylor and W.J.Hitze,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rientation on Belief in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 Paranormal.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989. 


6.Wuthnow, Robert,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Religion:The New Mysticis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Churches.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523.  


7.Schouten, S.A., Attitude about Technology and Belief in ESP.Psychological Reports, 1983, 53 (2) :358.


8.王康:《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研究综述》, 《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


9.丁根林:《大学生宗教暧昧现象的社会学解析及其引导———基于浙江省高校的实证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6期。


10.风笑天:《社会变迁中的青年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310页。


11.同上, 第317页。 


12.李向平、李峰华:《“神人关系”及其信仰方式的构成——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数据分析》, 《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13.夏昌奇、王存同:《当代中国超常信仰的经验研究——兼论中国宗教的内容与格局》, 《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4.这种研究方法的策略是事先准备好一组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问题, 对信息提供者展开有针对性的访谈, 短时间内获得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的材料。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主要在于短时间内快速完成访谈, 它在本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快速完成情况摸底, 二是访谈提纲的效度检验和修正工作。


15. 塔罗, 从22张牌中抽取5张进行解析和预测的占卜术, 以符号的形式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 从而表现每张塔罗牌所蕴含的基本意义。一般认为, 塔罗牌的意义并不来自于牌面, 而是存在于塔罗原有的结构与法则之中。


16.梅花易数是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占卜法, 它主要是通过产生声音、方位、时间、动静、地理、人物、颜色、动植物等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感知的事物异相, 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的方法。


17.占星术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 (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 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它认为, 天体, 尤其是行星和星座, 都以某种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预示人间万物的变化。它试图利用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天体的位置来解释人的性格和命运。西方占星学源于原始的美索不达米亚, 当前流行的现代占星术诞生于大约400年前, 标志性事件是约翰尼斯·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行的法则, 他也因此而成为现代占星学的奠基人。


18.八字是一个人出生时的干支历日期。八字排盘, 就是一种根据干支历、阴阳五行、神煞等理论推测人的事业、婚姻、财运、学业、健康等的中国传统命理学。


1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15页。


20.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 《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21.占星术看的是星盘而不是星座, 一个星盘有12个宫位, 每个人有10颗星落在这些宫位里面, 不同的星星、星座、宫位, 以及每颗星之间的角度关系都有具体的含义。平时谈论的“你是什么星座?”仅说的是太阳星座。


22.Watson, James L., Orthopraxy Revisited, Modern China, vol.33, 2007, PP.154-158. 


23.新时代 (New Age) 是指在20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世界的社会运动, 总的来讲是一个宗教实践与生活方式革新的大杂烩。关于这一运动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表现及相关问题, 可参看潘天舒的讨论。


24.潘天舒:《文化全球化与多元信仰实践:美国“新时代运动”的人类学解读》, 《思想战线》2016年第2期。


25.Paul Heelas, The New Age Movement:Religio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Post Modernity, Oxford:Blackwell, 1996, P.78. 


26.Wuthnow, Robert,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Religion:The New Mysticis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Churches, 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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