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我们过上了久违的「慢生活」| 社会学家是如何研究「社会速度」的

发布时间:2020/05/05 00:00      浏览:277
作者: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社会学吧

一、速度的论题化


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在法国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主义宣言》的文章。


《未来主义宣言》是一种艺术理念的宣扬,强调艺术家应实际表现出人们当代的生活体验。而当代生活体验最核心的特征在于“速度”。


因此,马里内蒂声称:
“这个世界因为一种美而更加壮阔了:一种速度之美。”


未来主义将“速度”这一概念从单纯的物理现象中解放出来,首次将其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主题加以探讨。


倡导与标示“速度”的未来主义,在发起之时是一个相当创新、富有吸引力的艺术思潮,一时间蔚然成风,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


伴随着许多加速科技的发明,速度也逐渐普遍被视为“进步、美好”的象征。


马里内蒂甚至激烈地指出:


“人们必须要责难、鞭笞、折磨那些恶意反对速度的人!”


在未来主义的提醒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理论家已经注意到“速度”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有些学者对速度有着正面的评价。


德国古典经济社会学家维尔纳·松巴特在20世纪初便指出,整个社会的加速是资本主义得以不断运作下去的重要元素,因此“速度!速度!这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格言词汇了!”


当代德国社会哲学家布罗伊尔也直接说道:

“速度已是我们今日的神。”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对速度社会的兴起并不是那么乐观。


他们认为,速度已经给当代生活带来许多问题。过快的生活步调今天时常会造成过劳疾病,也让人们缺乏时间培养人际关系。

捷克裔文学家米兰·昆德拉因而充满警示地说道,


“这个时代沉湎于膜拜速度的幽灵”。


这些批判观点,在近十年造就了在全世界都引起广泛回响的“慢活运动”。


有调查研究显示,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当中,高达89%的受访者感到生活步调过快,希望社会速度能放慢下来,足见现代社会中速度的改变在中国已是值得关注的主题。


速度究竟是令人崇敬的“神”还是邪恶的“幽灵”,这两种观点之间的辩证张力已强烈凸显出来,速度在今天已经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探讨速度的意涵、速度社会的诸多特殊现象、速度为人类生活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速度问题的可能取径。


这也使得社会速度研究开始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新兴而重要的领域。


不过,社会科学究竟如何提出自身独特的速度研究取径,至今仍缺乏一个脉络性的思考与整理,也使得社会速度研究常难以找到一个开始进行的着力点。


社会科学若要深入探讨当代社会的加速现象,首先必须梳理当代相关理论的发展轴线。


至今社会速度研究有三条具有继承性的取径,分别是法国文化理论家保罗·维希留提出的竞速学、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借此理论梳理,本文将以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批判作结,以期未来的社会速度研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处有必要先澄清,本文并不是在零散地介绍三位理论家的思想,而是旨在从维希留的竞速学开始,借由批判性的理论梳理,脉络性地导出社会速度研究至今最重要的三条思路发展轴线。


如同下文将可以看到的,本文虽然在三个部分当中分别着重于维希留、哈维与罗萨,但并没有仅限于这三位学者,而是会批判性地对三条社会速度研究理论发展轴线当中相关的重要学者及其研究进行评述。


二、竞速学:席卷人类生活的科技加速本质


所有的社会速度研究几乎无法不提及维希留的理论贡献。维希留也许是第一位开创性地将速度直接作为研究主题的文化理论家。


维希留在年幼时亲眼目睹二战时德军如何以“闪电战”的策略快速且具破坏性地攻下法国,因此他整个理论思想的主题几乎都以速度为中心。他甚至还自创了一个法文单词“竞速学”,标示了社会速度研究的发端。


维希留认为,从最早的石器时代,人类为了食物而快速地追捕猎物或为了不要变成食物而快速奔跑以逃脱猎食动物的追赶开始,速度就一直是人类生存的核心要素。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可以说,就是一个纠结着速度而发展的速度史。


维希留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自然速度、相对速度以及绝对速度。


自然速度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的速度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类只能借由风力、水力、兽力或人力来创造速度。此时的速度是相对缓慢而有限的。


尽管如此,人类仍试图通过空间配置来提升速度。


街道建设就是一个例子。


中世纪以来,道路规划一直是城市建设当中的一个核心环节,因为道路是一个能为整个城市带来速度动能的基础空间。在战争或革命当中可以轻易见到,道路是最重要的聚集场所。通过侵占街道,可以破坏整个城市的速度动能,从而摧毁整个城市的秩序,以达到战争或革命的效果。


速度史的第二个阶段则始自工业革命。尤其蒸汽火车以及之后许多交通工具的大幅进展,为人类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新的生活方式。这些交通工具能让人类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相当长的距离,并使许多搭乘快速交通工具的乘客前所未有地直接体验到速度感。


因此,维希留声称,人类历史上与其说有“工业革命”,不如说这是个“竞速革命”。


交通的速度,使一般被认为最稳定的住所的交通位置也受到考虑。维希留认为,人们今天其实不再居住于空间当中,而从根本上说是居住在以速度为本质的交通当中,至于空间,它早已被交通速度消弭了。


虽然交通速度至今仍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但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及人类对光电物理学的运用有了大幅进展以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速度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们可以通过诸如手机、互联网等科技以光速传递信息。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最快的极致速度。因此,这个阶段的速度已经不再仅是其跨越的空间与其所耗费的时间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而是一个无快慢之分的绝对速度形态。


这就是速度史的第三个阶段——绝对速度阶段。


绝对速度阶段,人类所消弭的不只是空间的隔阂,而是因为“实时”的光电传输特性,更进一步消弭了时间间隔。


人类的信息传输不再需要跨越空间,也不再需要花费等待时间。人类只需要在屏幕面前收发信息。


屏幕上平面而无深度的二维空间则渐渐取代了真实,成为人类唯一的世界。


在此世界中,没有“这里”和“那里”的空间差异,也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态差异了,人们只剩下实时的事件发生“当下”。


光速改变了人类与时空的关系,也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相应的变化。


当速度空间取代了真实空间之后,人类渐渐失去了实质的空间参照点。


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手机中介的联系沟通。


手机是一种可以让人们无时无刻通过电磁波以绝对速度与他人联系沟通的科技,借助手机人们可以彼此交谈,却完全不需要交谈的空间脉络,以至于手机中介的沟通常常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在哪里”,凸显出实质空间参照点在光速下的丧失。


甚至因为手机、互联网等科技,即便真实身体待在原地不动,也可以如亲临现场般地得知远方的所有讯息。


不过如此一来,人反倒因速度而失去了动能性。若是没有这些科技,人们就什么事也做不了。


实时传播科技仿佛殖民了人类的身体。今天,人类并不是占有科技,而是已经变成科技本身;或是如维希留更进一步地说的那样,人类并不拥有速度,而是人类就是速度。


“人类被加速科技殖民”这种看法,同时也暗含着维希留对于速度的矛盾情结。


一方面,维希留将科技造就的速度的重要性与影响力摆置在非常高的地位,视之为当今不可或缺的一种权力。


但另一方面,他对速度始终抱持着相当悲观的批判态度。


维希留担忧速度空间取代了真实空间之后,身体动能也会因被科技殖民而被摧毁。


他也多次指出,任何加速科技都包含着相应的灾难。尤其当绝对速度支配了人类生活之后,一方面,因为不存在空间的间隔,因此意外事故可以变得实时广延;另一方面,因为不存在时间的间隔,所以人们失去了理性思考应对意外的时间。


维希留因而认为,绝对速度的到来,也是“普遍意外”来临的时刻。


维希留对速度的批判性分析,是社会科学界相当原创的尝试,也带来许多后继的研究。


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并不赞同他的竞速学。


例如,维希留在行文时常使用艰深晦涩的自创词汇,却少对这些词汇加以定义,也没有详细的论证过程,而只是不断地作出夸张的论断。这使得竞速学虽然颇能发人深省,但许多后继研究面对他的著作时,常常首先变成一种解经的工作,到最后也很难发展出新的看法。


竞速学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维希留将速度完全视为科技运作造就的物理现象。而人类生活的改变则似乎直接是这种科技效应的必然结果,完全无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


维希留曾骄傲地指出,他的竞速学奠基在扎实的物理学知识之上。但这个骄傲反而可能讽刺地成为竞速学最大的问题,即维希留所开创的社会速度研究,其所分析的并不是物理现象,而显然是人类的社会生活。


如此一来,单纯从物理学原理出发去直接推估人类社会生活必然会有相应的改变,反倒让竞速学陷入科技决定论的窠臼,而忽略了更多细致的社会要素。


三、时空压缩:后福特主义下加速的生活步调


直言应避开科技决定论来探讨速度的研究,英国社会学家汤林森是一个代表。


汤林森对于速度的探讨虽然同样以科技速度(或曰“机械速度”)为出发点,但他将速度研究的焦点放在文化论述上,探讨人们在面对科技速度时发展出何种价值论述。


在汤林森的讨论当中,速度文化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铁路交通系统的发明带来的速度体验。


机械速度凭借着精密而理性的科学技术,克服了以往构成阻碍的时间与空间。因此在此阶段,速度具有一种理性、秩序、克服障碍、进步的英雄主义价值。


到了第二个阶段,“立即性”的速度形态出现了。在立即速度当中,出现了一个吊诡之处:没有“障碍”这种事了,一切的隔沟已直接闭合起来。


于是,立即性像变魔术一般,把“努力克服”这种事变得不见了。它不再是努力而来的成就,而是——他特别援引了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理论——轻松且必要的,不知不觉就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尽管汤林森声称要从一个不同于科技决定论的取径来探讨速度,但他的研究成效却是令人质疑的。汤林森所谓的“文化”面向,实际上也只是由科技进步所造就的论述形式。


总体来看,汤林森的速度文化并没有太多有创意的洞见。相形之下,汤林森的研究相当倚重鲍曼的理论,反而比较深刻地跳脱出科技决定论的包袱。


鲍曼指出,在传统社会当中,人们偏好稳定、永恒的“空间性”的事物。但是在现代社会,空间性的事物面对“时间性”的事物时,显得僵固、笨拙。


时间性的事物讲求弹性、动态,追求当下的满足,而不用去承担责任。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速度。


对于速度的追求,造就了鲍曼所谓的“液态的现代性”。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跨国企业。


现代的跨国企业不再僵固在一个空间区域中,而是哪里有低成本的生产环境,就往哪里驻扎。等到该地的资源被攫获殆尽之后,便可以不负责任地撤离,快速前往下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


鲍曼也举了另一个例子:今天最能带来利润的,往往不再是坚固耐用的商品,而越来越多是以极快的速度流通、替代性的商品,如电子数字产品。


不过,鲍曼也批判性地指出,速度带来的不断变动,使得流动的现代性面临着偶然性、不确定感等问题。


与竞速学不同,鲍曼没有把速度仅当做科技运作的效果,而是将速度视做一种因特定的社会情境的发展而相应地改变的时空关系。


不过可惜的是,鲍曼虽然用了相当诗意的笔触,描述了形成速度社会的时空关系,但没有解释速度社会的兴起原理。


而这个工作,在哈维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探讨。


哈维认为近代的社会变迁与时空关系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不同的是,哈维更进一步强调,


“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


由此概念出发,哈维特别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的分析着手。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改变,便是福特主义的兴起,以及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


福特主义的核心主旨就是“大量生产积累”。


为了提升生产效率,亦即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最大的生产量,福特主义将生产拆解成各个组装部分,测量每个工人在每个组装工作当中最适当的理想的耗费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依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重新分配、组合成一条装配线,工人则在装配线的一个固定位置不断进行重复组装。


这种生产管理方式最早的提出者是美国管理学家泰勒,因此最早被称做“泰勒主义”,但后来则由福特加以改良并真正扩大实行。


此外,为了提升产品物流的范围与速度,货物运输层面也必须大幅改善。


为了交通建设的完善化,人类大幅扫除空间障碍,并为了特定的空间基础(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让地理空间经历了大幅的拆解、重组、消除等过程。人类尝试通过对空间的拆解与消弭,以掌握时间、提升速度、增加效率,即哈维所谓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


但是,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暴露出福特主义的诸多缺点。


其中最重要的缺点在于,它讲究大量生产积累,若市场产生变动、没有相应的大量产品需求时,福特主义就会显得僵化。


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波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以“弹性化”为主要方针,走向一个被普遍称做后福特主义的新阶段。

后福特主义的弹性化至少表现在两个面向。


一是生产方面关于劳动力的配置。


不同于福特主义通过总体的生活控制来达到生产极大化,后福特主义不仅考虑在市场需求高峰时如何有效控制劳动力,而且还必须考虑,在市场需求低迷时,如何减少劳动力成本。


于是弹性的劳动市场体制,如非典型雇佣关系、生产外包等开始大量兴起。


另外,许多小型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弹性地进行生产,比大型企业更能较好地生存与获利。


弹性化的另一个表现则在于消费面向。


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速资本流通,缩短产品汰换的循环时间。


这有两种可能的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将商品从耐用型的产品转向快速汰换的产品。第二种做法则是转向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因为抽象的服务是转瞬即逝的,没有产品的存在持续性。此种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也造成社会生活变迁的加速,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时间秩序。


福特主义“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加上后福特主义“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让人们的社会生活世界的空间面向与时间面向都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最终造成“时空压缩”这种新的社会时空关系。


哈维清楚地定义并指出,时空压缩“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


在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中,速度显然已经不再只是科技的运作效果及其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必然改变,而是一种以“(后)福特主义”为主轴的社会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朝向“弹性化”的变迁所造就的一种加速的时空关系。


既然空间被消弭了,现代的流动社会强调的是时间的速度化,因此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就将速度研究推向了对时间进一步的理解。


但可能因为哈维毕竟是地理学家,因此颇令人讶异的是,他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之后,竟没有对时间再多作解释,反而想矛盾地去进一步探讨空间被消弭之后的情况。


如果对于速度社会来说,重要的是流动而弹性的时间面向,那么人们在进行社会速度研究时,显然理应要再对时间进行更多的探讨。时间面向的深入探讨由此成为社会速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四、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新的生活异化情境


许多速度研究者同哈维一样,强调时间是一个特别需要深入探讨的要素。因此他们的研究刻意地聚焦在时间范畴上。


这方面的速度研究,至少可以划分为微观的与宏观的两种取径。


微观取径从心理学出发,将速度视做个体对时间流逝的主观知觉体验。


例如,许多研究指出,时间流逝的快、慢体验,与个体的情绪状态有密切关联。


面对愉快的事件,人们会感觉时间流逝得较快,但印象深刻;若是该事件是不悦的,人们就会感到度日如年,结束之后也想不起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除此之外,外在的行为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对象。通过对特定行为的测量,以呈现心理时间知觉反映在生活步调上的速度是相当有名的研究。


其研究结果多指出,发达国家或大城市的生活步调比小城市或欠发达国家快上许多,人们在其中感受到的时间压力也因此大许多。


在宏观方面,许多研究从概念史的角度探讨社会集体时间意识的变迁。这些研究声称,从(尤其是西方的)历史的语意角度来看,当现代的高度功能分化的社会经历了宗教祛魅之后,人们渐渐不再相信有末日审判,时间意识也由此成为“开放未来的线性”形态。


在这种意识当中,任何事都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朝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


相较于不确定的“未来”,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相对是较为稳定与安全的。因此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开始希望能通过当下所订定的时间表、预约等方式,将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塞置进稳定的过去当中,而每个当下的期效性则随之萎缩得越来越短暂。


时间意识的改变到了今日,由于“萎缩了的当下”,未来朝向过去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快,整个社会步调与变迁速度也因此被加速得越来越快。


从时间范畴出发的速度研究有各种不同的丰富论述。而面对高度歧异性的诸多社会速度理论,罗萨率先完成了这个集大成的任务。


如果说过去的社会速度研究不能不提及维希留,那么在2005年,《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这一德文著作出版之后,社会速度研究就再也不能不提及罗萨了。


《加速》是罗萨的教授资格论文,主要从时间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指出整个现代化的发展就表现为社会时间结构的“加速”。


加速来自现代社会的“提升时间密度”逻辑,它不是单纯的物理性质,而是现代化过程中根本的社会时间结构改变。


因此,这种速度并不是“在社会当中的某种速度”,而是“社会的加速”,也即是社会本身的性质。


包括《加速》在内的罗萨著作已有中译版,而这本《新异化的诞生》腰封上的推荐文字则是“社会加速”的最好体现。


但是,这并非意指“加速”是一个无差异的同质状态。罗萨认为,速度虽然是社会本身的特质,但它在不同的社会范畴当中会有不同的运作形式与效用。


罗萨特别划分了三种加速范畴。


第一种是科技加速。


这类加速常有显而易见的可观察现象,因此也有最多的研究和探讨,如维希留的竞速学。


科技加速的影响在于改变了时空关系。但科技加速也可至少再区分出三种类型及其不同的影响:


第一,运输科技的加速改变了人们与空间的关系;


第二,传播加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第三,生产加速改变了人们与物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是社会变迁的加速。


当代的社会制度、结构或关系等,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面对剧烈的变动。以往存在于世代之间的交替,如今已是世代之内的交替。


罗萨依托概念史的时间意识理论指出,不断变动的社会情境导致人们对于未来愈发感到惶恐茫然,充满不确定性的“偶然意识”成为快速变迁的社会情境中基本的日常生活意识。


第三种是生活步调的加速。


生活步调的加速可以表现为可客观观察到的行为。通过测量与比较,人们可以瞥见当代社会中生活步调如何被加快了速度。


但另一方面,就算一个人在街上走得很快,也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是因为感受到匆忙快速的社会情境;生活步调的快慢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诠释。因此,生活步调的加速需要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来补充。今天,这方面的心理学研究格外注重人们面对时间压力时会产生什么负面的身心后果。


关于这三种加速,罗萨指出,以往的研究常受到科技决定论的影响,认为加速科技促使了生活步调与社会变迁的加速。但罗萨点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加速科技的速度能力,应该可以帮助人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既然如此,在当代社会中,为何我们省下越多时间,却反而越没时间?


因此他建议,应该把这三种加速相互影响的顺序调换一下:人们因为加速、过于紧迫的生活步调,因而需要使用加速科技;而通过加速科技的运用,人们因而在更短的时间内促成了社会变迁;但加速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应付新事物的到来,因而提升了生活步调的速度。这三种加速相互影响,但各自还有其内在推动力。


生活步调的加速,是因为当社会变迁的加速带来开放而不稳定的未来,一方面使得时间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更可以肆无忌惮地努力赚钱、服从天职;另一方面,人们为了抗拒未来的不稳定性,会努力地让未来变成现在的计划,但如此一来,事件密度便会因此增加,在微观的层次上必然会使得个人的生活步调速度增加。


罗萨称此为“加速的应许”


生活步调的加速,在“加速的应许”的推动下,更需要通过加速科技的使用来善用时间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润。


科技加速,便在经济动力作为肇因之下,产生了对运输、传播与生产三方面加速的强大影响。罗萨援引了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其影响的结果是快速地建立起新的事物,但又必须快速地扫除、摧毁既有的事物。


不断地建立与扫除,迫使社会必须面对更多更不一样的新事物。在这种情形下,借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以及卢曼的系统理论,便可以清楚显示,社会因高度变动而造成的高度复杂性加快了社会变迁的速度。


社会加速的三方面影响与各自的推动力,罗萨总结成下图所示:



与以往的社会速度理论比较起来,罗萨的加速理论涵盖的面向更加全面且多样。


尽管如此,仍有论者批判,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描述,无法指出社会问题。如果社会速度理论缺乏一个批判的视野以厘清这些负面的社会问题究竟为何,那么它的贡献就会相当有限。


这个一针见血的批判,也促发了罗萨的加速理论后来的发展方向。


罗萨撰写《加速》这本教授资格论文时的指导者之一,正是接替哈贝马斯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发展者的阿克塞尔·霍内特,因此罗萨对批判理论自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熟稔。


在较新的著作《加速时代的世界关系:新社会批判大纲》当中,罗萨进一步在霍内特的批判理论基础之上,发展出具有批判观点的速度理论,并且正式将其理论定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或“速度批判理论”。


之所以要奠基在霍内特的理论之上,是因为罗萨认为,要发展任何的批判理论,首先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何谓批判?”而关于这个问题,霍内特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看法。


霍内特认为,人类总是希望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虽然何谓“美好的生活”,会随着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个人喜好而异;但人是一种社会存在,要达成美好的生活,必定要有既定的社会条件作为前提。但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常因为错误的发展而导致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遭受破坏。


霍内特指出,批判理论的任务,其实就如同医学一般,要“诊断”所处社会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错误发展,以导正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


霍内特因此总结,批判理论即是一种“社会病理学”的诊断工作。


承接此观点,罗萨进一步认为,如果人是一种社会存在,那么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的一个根本前提,就在于人是否能处于一个会“响应”行动主体自身的生活世界当中。


如果行动主体所身处的世界与行动者之间缺乏任何响应,人就会孤立无援地被排除在世界之外,凡事也会窒碍难行,缺乏朝向美好生活的基本社会条件。


这种缺乏回应的世界关系,罗萨称为“异化”的世界关系。


有响应的世界关系,除了是朝向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之外,它本身也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人与世界要有同步并存的“时间关系”。


罗萨曾指出,由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引领的第一代批判理论,着重在“生产关系”,第二代的哈贝马斯注重的是“相互理解的关系”,第三代的霍内特强调“承认关系”,但在加速时代,人们更应该将批判理论的视角合时宜地转向“时间关系”,才能有更健全的社会病理诊断能力。于此也仿佛可以瞥见,罗萨企图将批判理论转向新一代典范的野心。


但由于现代化的时间加速逻辑,人与世界开始因为不同的步调而产生“去同步化”的现象。


罗萨指出,去同步化将人与世界能有所回应的基本同步性需求脱钩了,因此造成了加速时代的五种异化现象。


第一种是“空间异化”


人类是一种空间性的身体存在,“世界”其实也是一种具有空间隐喻的情境。不过在加速时代,人们常会遇到迁居搬移的情况;即便是定居在固定地方,也会因为快速的社会变迁而不断改变居住环境。


因此人们在今天越来越常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一个非常陌生或是越来越陌生的世界空间当中,也总是会禁不住发出“这个世界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的感叹。


空间异化也带来第二种异化现象,即“物界异化”。


当处在一个不断加速变动的世界当中时,人们也会常遭遇到一个问题,即被剥夺与这个世界里的物的熟悉感。


遵照摩尔定律快速推陈出新的数字产品就是最好的例子。


每当人们好不容易对一件数字产品感到上手的时候,更新的产品却又马上推出,让人们又被迫适应一个陌生的产品。


重新上手新对象的过程,也常会伴随着对象使用的不确定性。


在速度社会,这种对象使用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普遍,如此一来,人们终究会遇到第三种异化:“与自身行动的异化”


例如,今天人们的文字处理工作高度依赖计算机。可是文书软件时常在更新,使得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因为需要重新熟悉新软件,而怀疑自己按下这个按键、点入那个程序到底对不对;或是常常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会让档案突然损毁、那样做又使得档案无法开启。


人们需要依赖工具而行动,但人们的行动却往往仿佛不受自己控制一般地造成意料之外的结果。


第四种是“时间异化”。


如同本文之前提到的,许多时间心理学的研究指出,时间流逝速度的知觉,与当下的情绪愉悦度和印象深刻度成反比。


但是在速度社会,人们却越来越常遭遇一种矛盾的情况:由于社会生活加速得太快,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因此今天人们虽然处在一个时间流逝非常快速的世界当中,但对整个流逝过程的印象却非常薄弱。时间一下就过完了,事后却想不起来刚才究竟做了什么;时间莫名其妙就这样不见了,仿佛在那段快速流逝的时间当中自己不曾存在似的。


最后,速度社会造成了一种终极的异化,即“自我异化”。


如果人们对自己所身处的空间感到陌生,不知道自己所使用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怀疑自己种种作为,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历过什么事件,那么人们也就缺乏所有自我认同与反思的参照。


在速度社会中,人们因为稀缺的时间而无法追上这个世界的变动速度,以至于仿佛被世界甩开、抛弃。莫名的孤寂无力感,最终会因为速度而侵吞生活。人们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也就会越来越遥远了。


五、结语


其实自从社会学建立以来,对“速度”的关注就零星存在于各社会学研究当中;然而直到维希留之后,“速度”才一跃而成专门的研究主题。


但维希留对速度的想象过于局限在科技的运作与物理学的意义上,因此促发了后来各种迥异于竞速学的研究取径。


罗萨广泛地统整了各种社会速度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自己的速度批判理论,不但让社会速度研究达到一个巅峰,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国际性的学术名声。


然而,综观罗萨的速度批判理论,却仍可见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重要的缺陷,就是他对“速度”与“时间”的定义并不令人满意。

罗萨清楚地指出,“速度”是一个以“时间结构的改变”为主要形态的社会现象,他也将“加速”定义为“一定时段当中,事件密度的增加”,或是“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的缩小”。


但是在这些定义当中,罗萨却从未交代何谓“时间结构”以及何谓“时间”。


若从罗萨将时间与密度、间隔、时段等概念连在一起的做法来看,也许可以合理地猜想罗萨采用常见的物理学想象来使用“时间”这个概念。但如此一来,这种“速度”概念仅是一种量化的物理测量公式,而不是罗萨宣称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现象之分析。


也就是说,罗萨的速度批判理论也犯了维希留的毛病,即罗萨的速度概念仍没有跳脱出物理学的窠臼。


这会让罗萨难以回答以下问题:当人们说“社会加速了”,那么有没有一个加速的极限?社会会达到光速吗?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说“减速了”,那么有没有一个减速的极限?社会会静止不动吗?人们可以对“社会的加速(或减速)”进行测量吗?如何测量?


之所以这些问题难以回答,是因为社会并不是一个物质体,所以人们才会需要建立“社会学”而不是用物理学去研究社会。


如此一来,人们就不能先毫无反思地用物理学的概念去界定时间、想象速度,然后把物理速度硬套到社会学当中进行社会现象分析,而是应该先实际地观察与分析被人们称做“加速了”或“减速了”的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去抽绎出“社会速度”的特质,接着才是用适宜的速度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社会速度研究。


罗萨的速度批判理论的问题,其实也是社会速度研究长久以来非常核心却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这也许并不是社会速度研究的缺失,反而是社会速度研究为未来的研究开启的一个出发点。因为,正是问题的发现、解决、再发现,一个研究范畴才会生生不息、蓬勃发展。而社会速度研究正是因为如此,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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