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中的「零号病人」,究竟从哪来?| 《新乌合之众》

发布时间:2021/07/13 00:00      浏览:269
作者:迈赫迪·穆萨伊德
来源:社会学吧


作者 | [法] 迈赫迪·穆萨伊德

译者 | 刘耘

书号 | 978-7-5217-2880-4

版印次 | 1版1次

定价 | 58.00元

开本 | 32开(147*210)

页数 | 232页

字数 | 135千字


穿过人群


发现一种病毒引起的流行病并预言其未来的演化趋势绝非易事。


从“零号病人”开始,病毒的传播轨迹会分化出许多路径,迅速形成新的传染和疫情暴发,有时甚至发生在与疾病源头很远的地域。


这个扩散现象本身引起了物理学家的兴趣,他们试图通过近些年来流行过的埃博拉、H1N1流感,还有2003年肆虐全球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来分析这一现象。


流行病是如何扩散的?


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朱利安·诺布尔(Julian Noble)研究了人类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瘟疫之一—黑死病。


在14世纪中叶,约4000万欧洲人死于这场疫病,大约相当于当时全欧洲人口的半数。


朱利安·诺布尔从中世纪留下来的资料判断,细菌在全欧洲的扩散方式实际上非常简单,就如同将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时形成的涟漪。


起始的扩散中心就位于东地中海,接着波浪一圈一圈往外推,疾病以每天4公里的稳定速度向四面八方蔓延。


诺布尔凭借基础物理学原理,理解了传染病产生的不同源头和传播范围。


可惜,诺布尔博士对传染病的描述已经不适用于当今形势了。


今天的流行病传播的速度更快,而且更加不规律。


2009年,H1N1流感病毒蔓延全球时,平均传播速度达到每天300公里。


病原体以这个速度环游世界,比《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福格绅士的旅行速度还要快。


如今,大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大约是黑死病瘟疫的100倍,而且其暴发更加难以预料。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不用说你也猜得到,人口的流动性就是答案。


全球化的效应之一,就是今天的人类总是在移动中。


我们不断地从地球上的一点移向另一点,流行病的传播也就变得难以预料了。


德国物理学家迪尔克·布洛克曼(Dirk Brockmann)根据空运繁忙程度的相关复杂数据,将世界上的每日航空客流绘制成地图。


只要看上这图一眼,我们就会对今日人类的流动性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我们把仅仅一天之内这颗蔚蓝星球上每个旅客的里程串联起来,总长度会达到140亿公里,足以冲出太阳系……


画完这张地图以后,布洛克曼又有了个新主意。


他要画另一种世界地图,图上两个城市的距离与在它们之间流动的人口数量成反比。


在这张古怪的地球平面图上,巴黎跟纽约离得很近(每天8500人在两城之间穿梭),却跟拉罗谢尔市(LaRochelle)很远(每天只有400人往返)。


在这张变形的地图上,今日世界上种种流行病的扩散进程和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扩散模式一样一目了然:


以“零号病人”所在地为中心形成了环形波纹,疾病像水波扩散一样传染。


诺布尔的这一发现,不仅简洁优雅,而且别具价值。


如果说今天病毒的旅行方式是坐飞机,那么信息又如何传播呢?


在黑死病的时代,关于瘟疫的流言口耳相传,很可能与疾病扩散的过程是同步的。


但时代已经改变,研究者们需要到互联网上去跟踪信息的“流行病”轨迹。


最擅长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一群大数据领域的计算机科学专家,他们属于美国顶尖大学或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巨头,如脸书、亚马逊或者微软的研究中心。


他们当中有一位叫尤雷·莱斯科夫(Jure Lescovek)的,他戴着小眼镜,衬衣一直扣到领口,看上去就像个害羞的高中尖子生。


但人不可貌相,他可是大众研究学界的未来之星,现在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斯坦福大学一个50人左右的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了。


他的课题,就是理解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流行病”。


他是如何研究“信息流行病”的?


在新近的一个项目里,他的团队追踪了脸书上流传的成千上万张图片的轨迹。


其中有些你们肯定也看过,比如那个战胜了癌症的小姑娘,米歇尔和巴拉克·奥巴马夫妇在平民舞会上翩翩起舞,各种姿态的猫咪……


简单来说,万物皆可以图片形式在网上流传。


结果显示,网络上绝大多数的信息传播都极为短命,很多图片被人放到网上以后就被彻底忘了,甚至从未被上传者以外的人看到。


能够被超过10个人转发的图片都很有限。


因此我们可以说,比起病毒的环球旅行,一条信息的起步要更艰难。


不过,一旦其传播被触发了,那么信息的“传染”速度会十分惊人,在数秒之内即可传播到成千上万人那里去。


但是病毒的传染和信息的传播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


病毒在每个个体之间传播,无论双方是什么年龄、职业、种族,每次人与人的接触都有可能造成传染。


可信息就不同了,它不会像病毒一样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举例来说,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法国队刚在决赛中大胜克罗地亚队,是谁会拼命转发冠军捧起大力神杯的图片?

当然是法国佬啊。


谁又更有可能到处说比赛裁判有问题?


那肯定是克罗地亚人。


同理,巴拉克·奥巴马的亲民舞姿很容易在支持民主党的网民中传开,而那些亲共和党的人就不见得有兴趣转发它了。


不像病毒,信息会有选择性地产生传播路径。


在信息内容接受度越高的那部分受众当中,信息更容易流通。


而这会产生显著后果。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关于抗流感疫苗是否有风险的质疑之声也在传播。


瑞士科学家马塞尔·萨拉特(Marcel Salathé)为此收集了推特上近50万条消息。


他发现那些强调疫苗有风险的消息,主要在本来就反对疫苗的人群中传播,反之亦然。


两大阵营各自传播与自己固有判断一致的消息,并不断巩固自己的看法,这样传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关于假新闻的真相


病毒就是病毒,可信息就不一定真的是信息了。


信息可能含糊其词,夸大变形,有些甚至根本就是编造的。


真相跟假新闻的传播方式一样吗?


美国著名作家、《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马克·吐温有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


真相还在穿鞋的工夫,谣言已经走遍天下了。


事实上马克·吐温从没说过这句名言。


多么讽刺啊!科学界直到最近几年才能对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回答。


在2018年3月发表的论文中,剑桥大学的“病毒式营销”研究专家锡南·阿拉尔(Sinan Aral)跟他的同事用了一年的时间,跟踪了300万网络用户间传播的上千条消息,一一比较了它们的真实性与传播度的关系。


结果令人不安,谣言的传播速度是真相的6倍!


与真实的新闻相比,假新闻传得更远、更快,触及的受众更广泛多元。


锡南·阿拉尔的研究还揭示出,这一真假反差在政治新闻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投票前的那些日子,脸书上假新闻的阅读量与美国19家主流媒体报道的阅读量持平。


BuzzFeed新闻资讯网站举出了社交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三大假新闻:


1、教皇支持特朗普;


2、希拉里·克林顿跟伊斯兰国之间搞军火交易;


3、某民主党候选人涉嫌谋杀联邦调查局特工。


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也不能免俗,对选举破坏性最强的假新闻包括:


  • 梅朗雄戴的劳力士价值18000欧元;

  • 马克龙接受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选举经费;

  • 还有各种据称是移民犯下的暴力袭击的视频。

这些假新闻都是从哪儿来的?


假新闻中的“零号病人”产自何方?


英国《卫报》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追根溯源,大部分此类消息都产自各党派拥趸的网站,尤其是极右翼的网站。


《卫报》进一步追踪,发现百余个不断推送支持特朗普的假新闻的博客,背后竟然是同一个大本营—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神秘马其顿小城韦莱斯(Veles)。


可谁是这些新闻幕后的推手?


调查者们绞尽脑汁。


是以东欧为基地的秘密特工在暗中密谋一场大规模假情报运动吗?


掌握这些网站的是俄罗斯间谍吗?


不,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帮青春期少年在一边打发时间,一边挣外快!


在网上散布谣言的利润相当可观,而且过程一点不费力:


你建一个网站,给它起个吸引人的名字,“惊天奇闻”之类的,然后找个广告代理机构注册你的网站。


从此以后,每当有访客浏览你的网站,每条出现在网站上的广告都能让你挣几分钱。


简单吧?


剩下的就是想办法用假新闻钓网民了。


比如在脸书上发些最耸人听闻的八卦,诱惑网民点击你的链接以一探究竟。


好事者一拥而上去访问你的网站,而你只要开心地数钱就好。


移民问题、科学阴谋或者税款遭到挪用等话题,都是赚钱的好机会


《纽约时报》就介绍过这么一段发迹史:


卡梅隆·哈里斯(CameronH arris)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政治学专业大学生。


他看透了谣言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开了一个叫“基督教时报”(Christian Times Newspaper)的亲天主教网站,专门炮制各类假新闻。


美国大选期间,我每星期工作30分钟,就有数万美金的进账。


小伙子自己说。


他最成功的一次创作,是谎称有几万张希拉里·克林顿的假选票在一个大仓库里被发现,这则谣言在脸书上被转发了600万次。


真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大流行病。


如果不牵涉真的政治利益,那为什么假新闻都是对特朗普有利的?


很简单,因为他的支持者多半都反对传统媒体,也就更容易成为此类假消息的受众。


谷歌现在终于决定停止付钱给此类制造假消息的网站,而在法国,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考虑出台一条惩罚此类造假行为的法规。


有时候,不存在真正的过错方,一条真消息却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以讹传讹,成了假新闻。


不确定的细节越积越多,直到完全取代了原来的真消息本身。


有一种游戏表现的就是这种现象,它在法国叫“阿拉伯电话”,在美国叫“中国悄悄话”或者“俄罗斯丑闻游戏”。


这些名字说得好像信谣传谣的总是其他人?


艺术家克莱蒙·瓦拉(Clement Valla)为了表现这一现象,让500个人接力临摹一幅画,最终这幅画变得面目全非。


一条简简单单的竖直线越来越扭曲,直到断成数截,然后演变成一个字母,甚至一张人脸……


在科学领域,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在1931年最早分析了信息失真的本质。


他没用竖直线或者中性的几何形状作为实验样本,却选择了在一个西方文化背景的被试群体中接力传播一幅来自其他文化的图案。


结果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猫”,在这些当代西方临摹者的笔下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只迪士尼风格的、头戴蝴蝶结的卡通小猫。


还有一个非洲面具图案,它逐渐转变成了一张标准人脸像。


实验的结论很明显,信息总会被传播的群体中占主导的文化模式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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